【原文】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白话释义】唉!我曾经探求那古代仁人志士的心志,或许与那上面所说的那两种(因外物之好而喜、因个人之失而悲的)情怀有所不同。他们不因为那身外之物的顺逆得失而或喜或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他们身居那朝廷庙堂之高、执掌那国政大权时,便为那天下百姓而忧虑;当他们被贬谪流放于那江湖之远、身处那民间时,便又为那君主与国家而忧虑。这真是那身居其位时也忧虑、被贬其身时也忧虑啊。那么,要到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真正地快乐呢?他们必定会回答说:"要在那天下人忧愁之前就先忧愁,在那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岳阳楼记》,是那中国文学史与那思想史上最脍炙人口、也最能体现那中国古代士人那以天下为己任之高远情怀的千古名言,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那心怀家国的仁人志士,把那"先忧后乐"当作那立身行事的最高准则。范仲淹是那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曾任那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那"庆历新政",力主那振刷政治;而他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他那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人格与那宽广胸襟的千古写照。这一篇《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那友人、时知那巴陵郡的滕子京之请,为那重修之岳阳楼而题写的一篇记。文中先写那岳阳楼与那洞庭湖之胜景,及其那"霪雨霏霏"与那"春和景明"等阴晴变化所引发的、那一般人那"以物喜、以己悲"的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然后笔锋一转,提出那样一个更高远的精神境界,即那"古仁人之心":那古代的仁人志士,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他们不因为那身外之境的顺逆得失而或喜或悲,而能那样超越那个人的得失利害;当那"居庙堂之高"、身居那朝廷要职之时,他们便把那天下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而"忧其民";而当那"处江湖之远"、被贬谪流放于那民间之时,他们又不忘那国家与那君主而"忧其君"——故其是"进亦忧,退亦忧",无论那仕与那隐、那达与那穷,其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都那样地始终如一、无时而或忘。那么,这样忧国忧民、无时而不忧的仁人,何时才会快乐呢?范仲淹便以那样掷地有声的一句作了那回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要在那天下之人尚未忧愁之前,便已先为之而忧虑筹划;要待那天下之人皆已快乐之后,方始能那与万民同乐——即把那天下的忧乐,放在那个人的忧乐之先,把那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解忧患,当作那一己那最高的志业与那最大的快乐。这一句,把那中国古代士人那最高的精神境界与那最博大的忧乐情怀,那样凝练而光华地揭示出来,成为那中国士大夫那"以身许国、以天下为念"的人格理想与那价值追求的千古绝唱。

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言,须把握它所体现的那种那博大高远的精神境界与其那深厚的思想渊源。其一,它最核心的,是那样一种超越那"小我"、以那"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与那崇高的价值取向。那一般人之喜乐与那忧愁,多系于那自身之得失、那一家之荣枯,是为那"以物喜、以己悲";而范仲淹所揭橥的这"古仁人之心",却把那个人的一己之忧乐,置于那天下苍生之忧乐之后,把那"天下之忧"(那百姓之疾苦、那国家之患难)当作自己那最先、最重之忧,把那"天下之乐"(那万民之安乐)当作自己那最后之乐——这便把人那精神从那狭小的那"小我"之中提升出来,而通向那样一种那"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广大境界,体现了那中国儒家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一脉相承的那内圣外王之道与那以天下苍生为念的那博大的人格理想。其二,须体会的是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清醒的超越,正是那"先忧后乐"的基础:那仁人之所以能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因为他们能那样超脱于那个人的穷达顺逆与那得失利害之上,不因那身居高位而志得意满、不以那自身之显达为喜,也不因那遭贬受挫而灰心丧志、不以那自身之穷困为悲——那使一个人或喜或悲的,不是那自身那"物"与那"己"的得失,而是那天下之忧乐,这正是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所以能够实现的、那内在的精神根基,也正体现了那士人那历经那宦海沉浮、那人生患难而愈见其那操守之坚、胸怀之广的那崇高的人格境界。其三,这一名言所倡导的,更是一种那"进亦忧、退亦忧"的、那始终如一的责任感与那担当精神:那仁人无论那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其那一颗忧国忧民之心都那样地无时或忘、不以那身处之地而有那轻重之别——这在那一人得志则那身居其位而忧其民、失意落魄则那独善其身而忘其君国的世态之中,愈显其那品格之高尚与那担当之可贵,而那"先忧后乐"的宏愿,也正把那一种那对国家、对那苍生的深挚的爱与那责任,提到了那样一个人所能企及的那最高的高度,故千百年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便一直是那无数中国知识分子那胸中那一座那样崇高的精神坐标与那一份那样深远的家国情怀的光辉写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给我们的启示,首先在于它启示我们要有一种那超越那狭隘的一己之私与那眼前之小我的崇高的人生境界与那宽广的胸襟,在那一己的利害得失之外,还要能心怀那更大的关切——那国家、那社会、那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人生于世,自然都难免有其那求一己之安乐的欲求;然而一个人那真正的价值与其那生命的分量,却往往并不在于他能为自己赢得多少,而在于他能把那"我"的边界,扩展到那更广大的人群与那更宏远的事业上去——能把别人的忧患放在心上、能为那更多的人去谋那福祉的人,其生命才愈显其厚重与那光华。故我们虽未必都能居那"庙堂之高",也当存那样一份心系那家国与那苍生的情怀,于那自己那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多为那社会、那他人尽一份心、担一份责,把那小小的"我",放到那更博大的关怀之中去安放。其次,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越,也启示我们要有一份那不为那身外之得失顺逆所轻易动摇的定力与那从容:人生那穷达沉浮、祸福得失,本是那常态,若做人只随那外物之顺逆与那自身之荣枯而或喜或悲、患得患失,便难免那心为物役、疲于奔命;若能像那仁人一般,心中有一个那样超越那个人得失的、更高的旨归与那操守,便能于那顺境之中不骄不躁、于那逆境之中不馁不怨,保持住那一份内心的从容与那坚毅。其三,那一份"进亦忧、退亦忧"、无论身居其位还是置身江湖都始终不变的担当,也启示我们做人当有那么一种始终如一、不因那境遇之变迁而改易的品格与那责任感:无论我们处于怎样的人生位置——得意也好、失意也罢,居其高也好、处其下也罢——那做人的底色、那一份对他人的善意与那对那更大之善的担当,都应当那样地恒定不移,不以那身外之境遇而有所增减。愿我们都能从范仲淹这一句千古名言中,涵养那样一份超越小我、心怀天下的博大情怀与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定力,把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化入那自己那日常的为人与那处世之中,做一个既能在那一己之天地里安顿好自己、又能常怀那关心他人与那家国之念、于力所能及处多为那身边的人与那更广大的世界送去一份光与那暖的人,让人生的价值,在那忧乐与那苍生相共的广大之中,得到那样一份厚重而光华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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